慎言“80后”是“垮掉的一代”

    “不论我们同意不同意，未来早晚要交给‘80后’。”针对最近社会上对“80后”大学生的种种批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指出，我们国家将来的领导人肯定要从“80后”的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他们的风貌代表了未来，他们也必将引领一个时代，“如果我们把自己对后辈的担心形成阴影，在社会上扩大，是对未来不负责任！”（1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武汉大学教授曾说：“上一代从来都认为下一代是要垮掉的，现在美国的诺贝尔获得者、科技带头人就是当年‘垮掉的一代’。”这句话入木三分。在社会舆论对“80后”的集体“围剿”中，我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年的“60后”在看“70后”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和阶段？ 
    时代在快速地变化，如果前面的“一代人”站在他们的“道德观念、人生态度、语言风格”等方面去审视和挑剔，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不合规矩的、出格的毛病和缺点来。 
    很显然，站在自身或者某个群体固有的立场和观点上看问题，难免要落入“欲说其罪，何患无辞”的窠臼。 
    笔者坚持的一个观点是，“80后”尽管存在有各样的缺点和毛病（哪一代人没有缺点和毛病呢），但随着他们长大成人和正式进入社会担当主流角色，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问题，或者说是公众关注青少年成长问题的群体落脚点，迟早要转移到“90后”等更年轻的群体上来。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80后”也很可能成为指责和问诘下一代人缺点和毛病的主要讨伐力量——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不满与期待的共存中、这样磕磕绊绊的变化发展中一步步前进的。
    笔者相信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代沟产生周期的缩短，并且已经加快了认知的进程、积极投入到了角色的转变，以建立适合“80后”的教育方式。笔者的忧虑是，“社会舆论固化‘80后’垮掉的形象”的思维的转变，却难轻易改观。 
    一定程度上讲，社会舆论已经习惯于“妖魔化”“80后”群体，并热衷于对他们集体“毁容”。 
    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看，一旦公众集体性地诋毁和苛责某个人群的时候，久而久之，原本没有种种劣习的群体本身，也可能会习惯甚至加倍“秉承”劣习：你们不是说我这样吗？那好吧，我就做给你们看！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舆论氛围长期存在，因为受到了这种错误思维导向的牵引，公众很可能也就接受并认可了这样的观念存在。 
    凡此种种，如果媒体仅仅是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很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诚如哈工大校长王树国所言，“80后”，未来一定要引领我们时代的。仅仅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舆论还是慎言“80后”是“垮掉的一代”：多点建设性地指导和导引，少点“个体性”上升为“群体性”的群体否定。

大学书记校长议“8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
    
    “不论我们同意不同意，未来早晚要交给‘80后’。”针对最近社会上对“80后”大学生的种种批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指出，我们国家将来的领导人肯定要从“80后”的大学生群体产生，他们的风貌代表了未来，他们也必将引领一个时代，“如果我们把自己对后辈的担心形成阴影，在社会上扩大，是对未来不负责任！”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完全不同意把“80后”说成“垮掉的一代”。人生有一个自私的、依恋父母的发展阶段完全正常。“我们这一代也参加过文革，我也喊过口号，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现。但从另一方面看，不经过文革，我不会成长那么快；不上山下乡，我也会非常单纯。谁没有不成熟的时候？我们没必要把一些人不成熟的表现夸大。” 
    在最近召开的高校党建工作会上，不少大学的书记校长对社会批评“80后”是“垮掉的一代”进行了驳斥。那么，他们眼中的“80后”是什么样的呢？

应建立适合“80后”的教育方式 

    “现在的大学生主要是1985年到1989年出生的,其成长背景与上一代人明显不同。国内，正处于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国际，趋向经济全球化；其自身又是伴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而成长，国际上的前沿信息、文化动态他们都可以很快获取。”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分析，所以“80后”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人生态度、语言风格必将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这代大学生的第一个特点是自我选择性极强。他们很少会对某种价值观盲目认同，趋同意识很淡，所以他们思考的问题、说出的观点都是上一代人想都没有想过的。比如对教师，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师并不一定能赢得尊重，他们对教师的人格魅力、讲话能力要求更高。 
    “80后”的第二个特点，是学习兴趣变化了。由于他们掌握了获取知识的工具——互联网，所以对学习知识、概念没有很强的欲望，而高等教育很大程度还停留在强调知识传授的层面，这必然形成与学生学习兴趣的矛盾。 
    第三，他们希望形成以自己为主体的模式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80后”喜欢通过QQ、博客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思想，通过争论和碰撞形成自己的观点，摸索新的思路。然而，学校教育多半还停留在单向的知识与道德观念的灌输上，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顾海良指出，大学生群体是不断发生变化的，1977年恢复高考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七八届大学生之间的变化并不大。之后，学生的代际变化缩短到五六年，然后是两三年，趋势是频率加快，代际差异加深，一个大一学生的思想就可能和大四同学当年大一时有很大不同。这都需要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及时调整来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是指责他们。 比如资助贫困生的问题。5年以前资助学生给他助学金他就非常感激，不会再提什么要求，但现在就希望学校能保护他的隐私。 
    武大学生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写了一篇发刊词，题目是《把阳光种入泥土》，顾海良问身边的老师：“你们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们最多会用‘思想的闪电’，却说不出‘阳光种进泥土’这样的语言。” 
    他们为什么会厌课？用应付的态度对付考试？”顾海良反问。 
    “因为他们觉得，知识性的考试对他们没有意义！”他呼吁高校应该建立起新的、更尊重“80后”特点的大学教育教学方式，尊重他们希望自由探讨问题的心态，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尊重他们的行为方式。

社会舆论不能固化“80后”垮掉的形象 

    中央音乐学院书记郭淑兰认为，当代大学生实际上对国家发展的认可度是很高的，他们关注分配不公问题、下岗问题、就业难问题，因为他们希望国家更好更强。郭淑兰深感，她的学生们关注民生的情感是真挚的，他们绝不是冷漠的一代。
    “上一代从来都认为下一代是要垮掉的，现在美国的诺贝尔获得者、科技带头人就是当年垮掉的一代。”顾海良分析，事实已经证明，大学毕业后的年轻人接近社会中上层的周期率缩短了，因为“80后”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比“70后”更强，他们将很快成长起来。 “大学生不会钉扣子上网求助并不值得热炒。”郭淑兰指出，“80后”多是独生子女，人人为他是个社会现实，自理能力差是一个客观现实，这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衔接造成的。对于这个现象，社会舆论非要固化他们垮掉的形象，而不是激励他们，结果只会害了他们。 王树国称自己也经常对学生求全责备，总觉得他们还有太多不足。但最近在哈工大，学生们自己组织的一场文艺晚会改变了他。几千人的会场，同学们哗的一下站起来，整齐划一；舞台上，几位同学扛着国旗走来，高喊：“伟大的祖国，哈工大人向你报到！” 
    王校长热泪盈眶：“谁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他们绝对是未来社会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