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经验”的“民牌”内涵如何铸就

———新华网记者对话晋江市市长刘文儒

      在此间20日召开的2011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上，全国县域经济研究专门机构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发布了《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报告》。福建晋江市继续名列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十强，位居第七。
    年会期间，新华网记者与晋江市市长刘文儒就晋江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进行了对话。

晋江在中国县域发展中的方位

    记者：刘市长，您好。首先祝贺晋江再次名列全国县域经济十强。
    刘文儒：谢谢！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晋江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活跃县域之一。30多年来，在晋江发展的“记事本”上，有很多闪亮的记录，既有理论成果层面的，也有实践成果层面的，许多“记录”都可以写进中国县域发展史。
    刘文儒：是的。晋江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素有“泉南佛国”、“海滨邹鲁”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充分发挥侨港澳台优势，从草根工业起步，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乡统筹发展的“晋江之路”。2002年，习近平同志把晋江的发展，总结为福建民营经济发展的“晋江经验”。
    记者：有哪些精彩的实践成果？
    刘文儒：可以通过几个方面的数据来看。比如，一、综合实力上，从1992年撤县设市到2010年，晋江的GDP、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年均分别增长20.1%、26.3%和21.8%，综合实力连续17年居福建首位；二、品牌塑造上，晋江有119个“国字号”企业品牌、14项区域品牌，有27万多家专卖店，它们把晋江品牌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多种工业制成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品牌之都”闻名遐迩；三、资本运营上，上市公司达35家，初步形成证券市场的“晋江板块”；四、社会建设上，在福建省率先建立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即征即保”制度；率先创立全国首家县级慈善总会，募集善款超11亿元；率先实现新农保城乡全覆盖，等等，努力实现保障全覆盖、待遇均等化。

“民牌”内涵之一：经济民营

    记者：晋江的发展之路最突出的表现是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晋江经验”首要的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这张“民牌”的经验。
    刘文儒：这种概括很恰当，名副其实。30多年来，晋江民营企业遍地开花，呈现“群雄并起”之势，并逐步走向“量大质高”。晋江“十户九商”，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95%以上。产业集群特色是其“活力源”，“一镇一品”、“一村一业”，块状经济十分突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营企业群落”，目前已有2个超五百亿、6个超百亿产业集群，4个新兴产业正加快发展，晋江也由此有了诸如“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县”、“中国拉链之都”、“中国伞都”等一个个耀眼的身份。
    记者：如果把富有特色的县域经济比作战舰的话，那么晋江的每一艘战舰（每一家民营企业）都有着强劲的战斗力。这艘艘战舰在市场汪洋大海中航行，政府扮演着什么角色，是当“舵手”吗？实际上，这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在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中，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刘文儒：这是民营企业能否充满活力、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可以说，我们找到了破解这个关键环节的“钥匙”，这就是“政企互动”，归结起来就是“放手发展，有为推进，战略引导，政策带动”。换句话说，就是当好“有为推手”。
    记者：能具体谈谈吗？
    刘文儒：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面对萌动中的商品经济，我们立足保护，出台“五个允许”、“三个不限制”等政策措施，一批乡村企业破土而出；上世纪90年代，面对企业做大做强的呼声，我们及时实施规模、质量两个工程，一批龙头企业、集团企业应运而生；进入新世纪，顺应民营经济凸显竞争优势的愿望，我们又推行品牌、资本“双翼计划”，引导企业从加工制造向创新创造、从家族式管理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一批品牌企业、上市公司迅速崛起；在新时期，着眼新一轮跨越发展，我们提出“产业提升、城建提速”基本策略，引导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管理转变，抢占产业链高端环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实践，为政府制订政策、改善服务提供了依据和动力；政府的作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导向和环境。
    记者：但毕竟晋江的企业起步于“三闲”，发源于农村，洗脚上岸的农民创业致富后，这些农民企业家可能存在“小富即安”、“中富即安”心态，会出现精神懈怠现象。不断实现发展重心的转换，与时俱进的精神很重要。晋江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的？
    刘文儒：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把“塑造城市精神，不断激发创业激情”作为政府的一种责任来看待。晋江人有“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但为了防止懈怠，这些年，我们大力弘扬、大力倡导“放眼全球、竞争协作”，推动这种精神力量充分释放、创业激情充分涌流、发展活力竞相迸发。可喜的是，近些年，在著名高校的研修班上，在国内外知名研发、培训机构里，经常能看到我们晋江企业负责人的身影。

“民牌”内涵之二：成果民享

    记者：谈到晋江人的创业激情，我想到了在晋江这块土地上的人口结构。在多次对晋江的观察研究中，我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30多年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晋江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晋江本籍人口中的城市人和农村人群体差距在朝“日趋高端”和“日趋低端”两个方向反向发展，一万多家民营企业形成的“富”群体不断壮大，征用农村土地又造就数量较大的失地农民群体；另一方面，晋江本土人口100多万人，外来务工者在数量上已接近甚或超过本地人口，形成了“本地人”和“外来人”两大群体。可谓是典型的两个同时共存的“二元社会结构”。
    刘文儒：的确，这在晋江表现得十分典型。
    记者：如果长期只鼓励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其他人的生活水平会出现边缘化倾向，比如外来人口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他们进城多年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基本上被排除在当地的社会体制之外。这样的“二元社会结构”如果刚性化，就会成为工业化进程的瓶颈性障碍。可喜的是，晋江工业化进程一直顺利推进，晋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刘文儒：这涉及到发展理念，涉及到发展成果为谁所享的问题。正是因为典型，促使晋江较早就思考这个问题。新世纪初以来，晋江在统筹两个“二元社会结构”发展民生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超前”探索。比如，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建设者的称谓上，2002年晋江就开始称为“新晋江人”，视作“自己人”；在其他省份和地区还在开始探索建立外来工子弟学校时，晋江已实践“以公办中小学校为主”接纳农民工子女；当全国推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晋江一步到位，将农村也纳入低保范围；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时，晋江则开始将“新农合”覆盖了农村和城镇；为避免失地农民陷入生活无着的困境，晋江在福建省率先出台《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试行办法》。
    记者：可以看出，晋江的探索是“发展为民”、“成果民享”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是主动的、系统化制度化的，而且，这个“发展为民”、“成果民享”的“民”外延扩大了，除户籍人口外，也包括广大外来务工人员。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为民”、“成果民享”是晋江打造的另一个“民牌”。
    刘文儒：“发展为民”、“成果民享”这张“民牌”是无止境的，而且需要不断创新。我想，这个“民”还可以这么理解，既指个体意义上的“民”，也应指整体意义上的“民”。晋江市委、市政府已作出部署，明确“建设经济强市，打造幸福晋江”的发展方向。我们正在利用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机遇，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以不断提升晋江人的安全感、幸福感。一是创新利益分配机制，民生投入每年增长25%以上，城乡低保提高到320元，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提高到80元，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230元，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补偿标准提高到280元，构建了民生保障体系；二是创新流动人口管理，率先实行居住证制度，让外来人员享受22项市民待遇，构建了和谐的均等化待遇体系；三是创新矛盾化解办法，率先成立民众咨询投诉中心和矛盾排查调处联动中心，构建了大调解体系，等等。
    记者：您提到的这几个“创新”可以说也是为每个个体的晋江人谋划的，这是“幸福晋江”内涵的一个方面。“幸福晋江”也包括整体层面的内容。晋江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探索？
    刘文儒：有。以城市建设为例，城市是晋江人共有的生活家园。顺应晋江人民最强烈、最迫切的要求，晋江市正围绕“现代产业基地，滨海园林城市”的发展定位，着力推进城市大更新，提升城市品质。在理念上，我们坚持“为民建城”，以民需民惠民享为出发点，做到“三个先行”，也就是安置房先行、基础设施先行、公建项目先行，优先考虑教育医疗优质资源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在规划上，主动融入厦漳泉大都市圈，确立“一核两翼”布局，推动城市环湾沿江面海发展；在建设上，大力推行“七个同步”，同步策划项目、同步规划设计、同步手续报批、同步征地拆迁、同步安置建设、同步招商选资、同步完善配套，创造了城市建设的“晋江速度”、“晋江效率”；在管理上，坚持内善外举、品位至上，更加重视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更加重视完善城市功能，更加重视提升城市环境，更加重视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记者：谢谢刘市长接受采访。祝愿晋江的明天更美好，“晋江经验”的内涵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不断深化。
    刘文儒：谢谢！谢谢新华网！我们也要感谢新闻界在内的各级各有关方面。晋江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关爱、指导和支持！